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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会对我们的生活、心理产生极大冲击，甚至失去因应原有生活的能力。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危机干预减压团体的研究进展。

Jame和Gilliland (2005) 提出在重大事件后，我们的身心会出现一段时间的不平衡 (disequilibrium) 状态，有时甚至会出现暂时性的心理解组 (disorganization) 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危机”(crisis)。危机事件的发生不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孤立状态，并且不会只影响一个人而已。凡是目睹此事件的当事人、亲戚、朋友、同事，或其他涉及此危机事件的个体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危机事件本身是危难的序幕，要是不懂得处理危机，则可能会带来更惨痛的伤害。因此，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是减少心理创伤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概念界定

Mitchell (1983) 首次提出“紧急事件应急晤谈”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简称CISD) 的概念。Foa、 Keane 和Friedman (2000) 认为人们在经历重大危机事件后，能有单次、半结构式的危机处理模式介入，可以减少和预防危机事件后心理后遗症的产生。Davis (1992) 和 Mitchell (1986) 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发展提出“减压团体” (Debriefing Group) 的概念，指出减压团体是帮助其他参与者处理因创伤事件而产生的生理或心理症状的一种特定技术。这些与危机事件相关的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再次体验该事件的历程，回忆该危机事件带来的影响。2008年，台湾学者赖念华和黄龙杰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减压团体是一个结构性的团体过程，主要运用危机介入概念、心理教育的原则及技巧，一步一步地带领团体成员应对危机，发展危机处理能力。因此，它是一个心理健康教育的模式，而不是心理治疗。减压团体的目的不是咨询，而是让参与减压团体的成员有机会抒发自己在此危机事件之后的想法与情绪，同时聆听到别人经历该事件后会出现的反应与症状。在此过程中，领导者以“正常化” (normalize) 的技巧来协助成员接受自己可能会有的反应，并使成员认识到在危机事件之后，他们可能会出现的症状，以作准备。

（二）理论缘起

减压团体这种危机介入模式的建立并非先有一套复杂严谨的理论，而是根据应急救援的需要产生的。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历史学家Marshall将军于1944提出“创伤后心理降低压力法”，倡导军事行动后就地尽快举行团体会报，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收集资料，但是Marshall发现这一活动有“重整士气”的作用，很受士兵欢迎，能减缓士兵的焦虑情绪。受此启发，Lindy、Grace 和Green (1981) 提出“创伤膜 (trauma membrane)”的概念，认为遭遇相同灾难的人会有种相互牵连的情感，透过团体内正向的支持与互动，能修正成员的压力反应，带领他们走向复原的方向。

从理论发展过程来看，减压团体得以发展的另一基础是关于情绪危机的理论。Lindemann (1944) 指出，一个人在强烈的悲痛面前，不应该过度沉湎于内心的痛苦，而是应该让自己发泄情感，比如哭喊、正视现实，否则容易产生适应不良的后果。Caplan (1964) 在Lindemann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情绪危机模型，认为个体面临重大精神压力时，往往会产生紧张、焦虑、抑郁和悲观的情绪，即压力、紧张等情绪的调试与危机有紧密关系。以往对危机的研究发现，不只是危机受害者，凡是在危机情境中的任何人都可能会出现危机症状。因此，该取向将个人在特殊情境下的反应视为一种过程而非疾病，此时若有专业协助将有助于个体尝试更好的解决方式。危机处理的重点在于提供暂时性的支持，协助当事人恢复控制感。

此外，行为认知治疗对减压团体的理论发展也有特别贡献(曾毓芬，2005)。首先，系统脱敏法主张面对而非逃避;其次，减压团体主张重整与创伤记忆相关的认知机制;另外，减压团体是一种心理教育模式，许多认知行为治疗都含有此要素。这些均可被视为减压团体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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