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www.daxuelw.org 发布时间：2019-11-05
一、政策沟通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同志在2013 年9 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 发表演讲， 在谈及“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政策沟通时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建设要以点带面， 先从以下方面开展： “第一， 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 本着求同存异原则， 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 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 ……” 习近平同志把政策沟通放在了第一位， 政策和法律都要围绕区域经济融合开展， 可见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政策沟通是首要的保障， 只有政策沟通好了， 才能实现国家间的合作， 促进合作的深化。
政策沟通的指导方针包括： 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深度合作的重要基础。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保障。其内容重点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的交流沟通，没有涉及安全领域。以加强政府间合作， 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为政策沟通的实现路径。深化利益融合， 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是政治沟通的主要目标。
政策沟通的实施主体包括： 最主要的是政府间的宏观政策沟通交流， 这是最有效的政策沟通主体。然而， 影响一国政策的行为体还包括智库、媒体和跨国公司。因此沟通主体的层次应当扩大。首先是构建多层次政府间的政策沟通， 包括中央政府之间的政策沟通、各部委之间的政策沟通、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沟通。其次是智库与智库之间的沟通交流。智库对国别的研究比较深入， 两国智库之间的沟通交流能够推动政策的沟通。最后是媒体之间的沟通交流。针对国家政策的报道和宣传需要共同的努力， 政策沟通主体可以选择沟通的渠道、内容。
政策沟通的具体路径包括： 经济政策沟通对接发展道路， 沟通区域合作； 道路政策沟通确保道路设施建设； 文化政策沟通， 确保文化交流，民心相通； 贸易政策沟通， 确保贸易的顺利开展和互利共赢； 货币政策沟通， 提高共同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政策沟通一是通过信息的传递、信息的接受等环节促进政策的科学化， 提高政策的有效性。二是通过政策沟通宣传和解释本国的国家意图， 增强国家间的互信， 推动区域合作进展。三是通过政策沟通， 推进“一带一路” 其他方面的互联互通。因此， 要保障政策沟通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同时也要确保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方式的政策沟通。
二、粤港澳大湾区助推政策沟通的优势
目前“一带一路” 国家政策沟通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方面： 沟通主体的主动性不足； 国家互信有待提升； 政策沟通不及时。主要原因包括：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自身建设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国内法律不健全、贸易水平低、贸易壁垒多； “一带一路”国家的社会制度、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较大所致（孙力、2016）； 某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政治形势复杂， 存在恐怖主义土壤、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的阻挠和破坏等问题（见表1）。
（一） 针对以上问题， 以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助推政策沟通具有四方面明显优势
首先是“一国两制” 的制度多元化优势。纵观表1 所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有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 有的国家处于农耕文明阶段， 有的国家处于发达工商业阶段。众所周知， 跨制度和跨发展阶段的政策沟通都受到制度互信的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 的制度多元化优势和发展阶段跨度大的优势，制度相近、发展阶段相近有助于发展理念的共融，这是加强政策沟通的重要基础。
其次是地缘政治优势。由于距离相对较近，粤港澳大湾区是距离东南亚、非洲等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区域最近的中国发达地区， 以非洲为例， 国内与非洲通航的主要口岸集中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地理因素促使沿线国家人流、物流往来更加频繁， 这是地缘政治优势的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 香港和澳门地区曾经长期被英国和葡萄牙行政管辖， 作为“飞地”， 其政策沟通和政治互信具有良好的基础， 这也为粤港澳大湾区助推政策沟通营造了良好的地缘政治优势。
再次是雄厚的智库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内经济较为发达、开放程度较深、综合实力较强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先发地区， 已经形成了智库辅助政府完成政策制定的趋势， 一方面政府的专政现象在不断减少， 另一方面智库成为了政策制定的参与主体。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各类智库的迅速发展， 以“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智库交流的方式深化政策沟通成为了沿线国家政策沟通的重要组成， 这既保证了政策制定主体沟通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又可以避免政府间在政策沟通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摩擦，预留政策沟通余地。
最后是人才和语言储备优势， 香港、澳门等地集聚了大量的欧洲来华工作人员， 广州集聚了大量的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口， 粤港澳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也集聚了大量的欧洲籍专业人员， 香港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具有雄厚的英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等语言教学基础以及宗教学、神学和国际法教学基础， 同时也集聚了大量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来华留学人员， 各领域人才和沿线国家相关语言储备优势较为雄厚。
三、粤港澳大湾区助推政策沟通的主要方式
第一， 以多元化制度选择推进政治互信。制度互信是政策沟通与政策协作的重要基础， 以香港、澳门等发达地区为节点联通英国、葡萄牙等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欧洲国家； 以内陆地区城市为节点联通东南亚、南亚、非洲等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社会主义国家和农耕文明国家。以亲华、亲港澳地区的国家为支点， 撬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的政策协作， 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共同推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
第二， 建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联席会议制度， 以国家间政治合作保障沟通基础。各大国之间的博弈对于沿线国家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我国应妥善处理同各国之间的关系， 建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联席会议制度， 通过对话的形式深化政治互信，寻求同各国政策的利益契合点， 共同推动区域的繁荣。在此过程中， 针对领土争议和恐怖主义等问题， 要增加国家间政治合作， 在处理同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议的过程中， 要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的原则， 以国家间政治合作保障政策沟通基础。
第三， 以跨国企业深度合作拓展沟通空间。加强政策沟通一方面是维护世界稳定的大格局需要， 另一方面也是深化各国贸易合作的现实需要。深化贸易合作的具体实现要依托跨国企业， 同时跨国企业的深度合作也会提高政策沟通的频率，拓展政策沟通的空间。在“引进来” 的过程中，服务跨国企业， 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跨国企业的政策体验， 参考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行业准入标准联合制定外资在我国的行业准入标准有助于政策沟通的共融； 在“走出去” 的过程中， 中国企业要主动参与市场竞争， 依托广东丝路基金， 帮助不发达地区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 以跨国企业合作的深度拓展各国政策沟通的空间。
第四， 以跨地域的智库合作建立政策沟通日常联系。粤港澳大湾区推动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要充分发挥智库的积极作用， 通过香港大学、澳门大学、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深圳大学等平台， 力争尽快搭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智库国际合作网络， 不定期举办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民间智库政策研讨， 积极组织和承办智库交流活动。与此同时， 要不断完善智库通过专业研究辅助特区、广东自贸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政府制定政策的决策机制， 通过各种媒体介绍研究成果， 帮助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了解和理解政府政策。
第五， 以跨区域人才培养储备为政策沟通基石。为更好地促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政策相通， 粤港澳地区要依托已有的人才储备优势进一步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专业人才集聚。将广东丝路基金的财政资助范围覆盖到重点大学的重点专业， 依托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国际法研究中心、宗教和神学研究中心， 依托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深圳大学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留学生奖励计划， 依托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深圳大学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语言研究中心和政策研究中心， 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人才培养优势， 储备政策沟通所需专业人才。
四、政策建议与保障措施
第一，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 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以粤港澳大湾区内部高效的政策沟通， 服务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及“走出去” 战略。
第二， 完善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对口沟通机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多元化和发展阶段大跨度的优势，搭建与重要沿线国家的友好城市平台。
第三， 依托香港大学、澳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平台， 建立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重要智库的联系， 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智库国际合作网络。
第四， 依托广东丝路基金， 深耕沿线国家自贸合作园区， 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 战略， 依托海外自贸合作园区的建设和发展， 搭建高频度的跨国沟通交流平台。
第五， 加大对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智库的扶持力度， 健全智库参与政府制定政策的决策机制，完善智库、政府、企业和媒体多方互动的政策沟通机制。
第六， 将广东丝路基金的财政资助范围覆盖到重点大学的重点专业， 加大对粤港澳大湾区内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急需专业人才和重要学科的扶持力度。力争将深圳、广州、佛山等地的特色人才政策覆盖到当地行政区范围内的所有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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