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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期有大量文献分别从竞争与银行风险转嫁激励，竞争与银行授信行为，以及竞争与银行危机传染等不同的角度研究了银行竞争与银行业稳定之间是否存在权衡关系。虽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未就此达成一致的看法，但某些观点对于制定银行管制政策却给出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银行竞争 银行业 稳定 风险转嫁 授信行为 危机传染

近二十多年来，西方各国银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同时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发展趋向：一方面，管制放松后，银行竞争程度明显增强;另一方面，经过数次并购浪潮之后，银行市场集中度显着提高①。一般认为，增强竞争可以促使银行业以更为低廉的价格向社会提供

通过将吸纳活期存款与发放贷款两种业务置于同一组织机构之下，银行可以为社会提供特性资产转换服务③，这也决定了银行具有财务杆杠比率高的资本结构特征。根据委托-代理理论(Jensen and Meckling，1976)，企业财务杠杠比率越高，其风险转嫁(Risk Shifting)的期望收益越大，从事高风险活动的激励就越强。

就银行而言，其财务杠杆比率很高，且其债权人主要由众多分散的小额存款人构成，一般不了解银行经营行为以及潜在风险。当竞争加剧导致银行利润水平下降时，银行股东和经营者将风险转嫁给存款人的动机就可能增强，从而承担过量风险，给银行业的稳定带来潜在威胁④。

因此，考察银行市场竞争状况是否会影响银行业的稳定性，首先就必须考察竞争对银行转嫁风险产生怎样的激励。

早期研究(Rhoades&Rutz，1982)发现，美国1960～1980年间区域银行市场上，市场集中度与承担风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Keeley (1990)研究了1980年代美国放松跨州设立分支行限制后的银行竞争与大型银行持股公司风险转嫁激励问题。通过构建一个存在存款保险制度条件下的两期状态偏好模型，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和广泛影响力的假说，认为竞争会增强银行风险转嫁激励。此后的一些研究(Allen&Gale，2000，Hellman，Murdock&Stiglitz，2000，Repullo，2003)进一步证明，竞争会增强银行风险转嫁激励的关键因素在于银行承担过量风险的支付结构，即风险收益主要是归银行股东。而发生损失则主要由政府或存款人承担。

Allen和Gale(2000a)在Keeley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即便不存在存款保险制度，许可证价值(Chatter Value)本身也可以解释竞争加剧条件下银行

银行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持有资产的质量。而资产质量不仅受银行转嫁风险动机的影响。还直接取决于银行的授信行为。已有文献关于银行授信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领域，一是竞争对关系型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的影响;一是竞争对银行甄别、监督(Screening&Monitoring)借款人的影响⑦。

关系型贷款是指银行与借款企业建立长期信贷关系，其本质是借贷双方之间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信息交换，这种信息交换有助于克服一次性契约(Single-Shot Contract)的低效率，进而有助于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和银行系统的稳定。通过建立长期信贷关系，银行可以从借款人处获取必要的属性信息，并能够发展特定产业专门技术(Sector-Specific Expertise)，这有助于银行更加准确评估它对特定借款人授信的风险。对于借款企业而言，由于银行在与其合作过程中可以了解信息，并且更为关注企业未来现金流而非现值，企业可以克服现期信息不透明、资产现值低以及缺乏担保品等困难，以较低的利率从银行获得信贷。

Petersen和Rajan(1995)提供了颇具影响力的实证证据，他们发现，在美国银行集中度高的地区，信贷可得性也较高。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具有垄断性的市场中，在位银行更愿意从事关系型贷款。希望从与新成立企业建立的长期信贷关系中获得长远的利益。但一旦市场竞争加剧，银行因为所获取的借款人属性信息租金价值降低，就会转向“交易型贷款(Transaction Lending)”，仅根据可观察信息对借款人进行“保持距离”的授信。近期研究(Boot&Thakor，2000;Yafeh&Yosha，2001)认为，竞争加剧并不必然导致关系型贷款减少，相反，在竞争的环境下，银行可能更愿意从事关，系型贷款。其理由是，竞争加剧后，银行的关系型贷款和交易型贷款收益都会下降，但前者下降幅度要小于后者。

授信过程中对借款人的甄别和监督是银行发挥其经济职能的基本途径(Diamond，1984)。通常认为，如果赋予在位银行以许可证价值或强制提高其承担风险损失的比例，为保证持有资产的质量，银行会降低风险转嫁激励，并会加强甄别和监督。而当竞争加剧后，在借款人投资项目风险状况既定的条件下，银行为了尽可能多地放贷，其甄别和监督激励会相应降低，最终结果可能是，原先在垄断市场条件下无法达到银行授信资格的借款人也能获得贷款，银行授信总量提高了，但资产质量却会大幅度下降，银行业稳定性会因此降低。

Cetorelli和Peretto(2000)建立了一个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模型来考察银行市场的最优竞争结构。模型中，银行具有甄别借款人的激励以区分借款人的质量，然而甄别是有成本的。因为银行可以通过观察竞争对手是否对某个借款人授信来判断该借款人的质量，所以可能会出现“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最优战略是，仅对部分借款人进行甄别。并同时对已经甄别“安全”借款人和未经甄别“风险”借款人授信。在这个模型中，银行数量的增加将会对资本积累增长速度产生负面影响。而当银行数量减少时，信贷可得的总量会减少，但银行甄别激励会增强，从而可以提高“安全”借款人的比重，提高银行业资产的总体质量。

有些文献讨论了所谓的“赢家倒霉(Winner‘s Curse)”效应问题，认为即便银行贷款甄别激励不受竞争影响而保持不变，只要甄别技术存在缺陷，诸多银行就贷款展开竞争，最终获胜的银行或许只是赢得了对一个质量差的借款人的贷款机会。这种结果意味着，在竞争程度高的市场上，一个曾经被其它银行拒绝申请的借款人有更大的可能从另外一家急切赢得竞争的银行那里获取到贷款。Cao和Shi (2001)提出，在银行就贷款展开竞争时，它们有可能获得关于借款人质量的噪声信息，如果银行对这些噪声信息错误估值，并以此为基础在竞争中对借款人作信贷投标，则获得的噪声信息越多，倒霉的可能性就越大。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赢家倒霉”的外部性愈发增强，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威胁更大。Shaffer(1998)描述了这样的银行市场，虽然每家银行的甄别技术都存在缺陷，但银行却能只对那些被甄别认定为“好”借款人的企业提供贷款。借款人被一家银行拒绝贷款申请后，仍然可以向市场上其它的银行提出告贷申请，银行并不能了解借款入是否曾经被其它银行拒绝过。Shaffer说明了，随着银行数量的增加，贷款的数量也随之增加。银行数量越多，任何给定的借款人无法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预期贷款损失也就成为银行数量的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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