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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最基本的传播手段以来，人类不同文化之问的交流与沟通就从未停止过。互联网的诞生和普及极大促进了跨文化传通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都无法回避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在这一历史趋势中，本土传统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宗教信仰等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全球文化传通的结果是带来世界性的文化整合，还是导致文化霸权?我们又该怎样预测今后在以互联网为主导媒介的传播条件下的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走向?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一、文化全球化溯源

美国哲学家拉兹洛明确地将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重大转变概括为两点：信息化与全球化。一般认为，在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商品生产方式和资本运营模式的“资本主义”的概念逐渐发生变化，从而出现了一个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的显着标志——“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型。

我们知道，“福特主义”所指称的是以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企业组织和技术革新为基础的经济形式，它始于l9世纪末，其主要特征是同类产品的大量制造，面对～个市场，遵循一种标准。显然，这种经济形式在历经一个多世纪之后已显露出诸多弊端，需要新的替代形式，于是所谓“后福特主义”——即跨国资本主义应运而生。美国经济学家哈威认为，跨国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劳动过程、劳动市场、生产品，以及消费模式的灵活性，其特点是出现了全新的生产部门、全新的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全新的市场，尤其是商业、技术和组织上的迅速革新。”以福特公司为例，过去是同一款式的汽车成批量地下线，如今则要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其产品于是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显然，在上述转变过程中，跨国公司的兴起是关键的一步。由于跨国公司真正做到了“跨”越国界，不再为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服务，而是着眼于千差万别的全球市场，它们因此将全球资本运作的速率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近年来全球化的进程就是由于跨国公司能够充分利用那些流动资本而加速的。……如果说跨国公司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角的话，跨国流动资本则是全球化的催化剂。”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富，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Et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l31 4¨o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他那个年代就已察觉到了全球化逼近的足音，而且深刻地意识到全球化不仅仅出现在物质生产领域，同样也会降临于和精神生产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领域。事实上，尽管全球化的进程如前所述，主要是由经济因素推动的，但全球化绝不单指经济的全球化，而应该是包括经济在内的全方位、多层面的全球化。

因此，我们可以从若干不同的角度理解全球化：经济意义上，全球化当然意味着跨国流通和全球贸易;政治意义上，全球化体现为世界各国不再是孤立的政治单元，跨国家、跨地区的国际组织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Et益凸显;社会意义上，全球化则宣示了全球场景中每一区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新生与重建……而这中间，文化全球化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同经济全球化相类似，文化全球化是从事媒体业的跨国公司急剧扩张的直接结果。由于和其他跨国公司一样，媒体跨国公司以在世界范围内占领有利可图的传播市场为目的，因此随着它们日益广泛和深刻的介入，在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各民族国家的本土文化的边界也就会像经济、政治、社会的区域轮廓一样渐趋模糊。正如美国文化学家贝尔所说：“今天从地理上讲，世界的界限已经打破了。不仅在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这些传统框架之外的艺术范围，就是这些框架之内的艺术范围也几乎是无边无际的。事态的发展不仅仅限于艺术市场的国际化，也不仅仅导致了跨国戏剧。更有甚者，文化自身的范围也大大地混淆了。”

二、互联网推动文化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拉兹洛所谓的“两化”中，全球化是与信息化紧密联系的。如果说传播技术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中无不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那么在文化全球化方面，这一点则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于可以说，当今文化全球化的汹涌浪潮根本上就是由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所推动的。譬如，人造地球卫星与电视的结盟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传播，使电视的信息传送率与覆盖面获得了极大提升。诚如美国传播学家萨姆瓦所描述的：“本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是全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紧缩的时期。‘全球村’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现代化的电讯技术的发展，似乎在迅速地打破不同文化间的时空关系。由于偶然的和人为的原因，某些曾经显得遥远的，与世隔绝的文化，一下子与我们的关系密切起来。”

可以断定的是，继卫星电视之后，互联网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新一次传播技术革命的标志性成果，其与众不同的媒介特性更将赋予全球文化传通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美国社会学家斯特拉顿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指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系由公众的“国家感”所保障，而这种文化认同的形成除了源于历史传统之外，在现实中则依靠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发挥作用。由于这些媒介均以中心化和非交互性为其特点，因此通过受控于社会主流势力而将公众结构性地置于单向传播过程的接收端，它们创建了一个被动且沉默的受众群，并为之提供一种“媒介环境”——在这个关于国家的假想社区内，公众具有相对接近的信息结构和文化理念，以此维系民族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和谐统一。然而，这种局面在互联网迅速普及的今天正面临着被打破的危险：作为一种新型媒介，互联网在社会控制和传受关系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其去中心化和交互性的特点使之对于民族国家的影响恰与传统媒介在这方面的建构作用相反——它解构了过去那个稳定有序的假想社区，让公众拥有了多元的信息渠道和文化选择，从而预示着一切形式的信息垄断和文化封锁都将日益艰难，全球文化传通的潮流无可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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