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www.daxuelw.org 发布时间：2016-12-19
镇村的干部和农民的长期合作,同时感谢吴孔明研究员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以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气象资料室提供的气象数据 黄季焜等:推广转基因抗虫棉对次要害虫农药施用的影响分析模的转基因Bt抗虫棉(或简称Bt棉,下同)生产可能会导致棉铃虫对棉株中的杀虫基因产生抗性,最终在Bt棉生产中,农民不得不重新施用更多的农药来控制棉铃虫。确实,已有研究表明,在封闭实验的条件下或在大规模生产中没有设置避难所的情况下,棉铃虫经过几十代繁殖后会产生抗性。
不过,虽然存在这种可能,但是许多科学家的研究则认为,在中国这种大田生产环境下,问题不会太严重,因为中国棉花生产中存在着大量的天然避难所证明,在合理的假定下,由于中国的种植Bt棉的棉区多数把棉花和其他非转基因作物比邻种植,这些作物。广泛存在的自然避难所应该会给生存于Bt棉田里的各代棉铃虫和施用其他农药(或不施药)的避难所里的其他棉铃虫交配的机会,从而延缓(甚至可能永久性)棉铃虫对Bt毒素抗性的产生。
最近一项对农户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也提供了与该假说一致的证据,因为棉铃虫抗性的增加而导致转基因抗虫棉生产效益的损失,这样迫切的危险并不存在(Huang et a.l, 2005)。另一个问题是有关Bt棉生产是否会引起棉花生产中次要害虫的数量增加。这个问题在2004年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论,但最近两年在国内外学术界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因为Bt毒素的毒谱较窄,现在推广的Bt棉实际上只杀死棉铃虫(Lepidopthera),而不像传统化学农药可以杀死一系列的昆虫。在Bt棉推广而导致控制棉铃虫的传统农药施用量减少的同时,就可能给其他非棉铃虫害虫生存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Harper and Zilberman, 1989)。如果这种可能成为现实,那么次要害虫造成损失的增加,就有可能会部分抵消由于Bt棉生产而产生的降低棉铃虫农药施用量的正面影响。等的实验研究表明,抗虫棉生产减少了棉铃虫等昆虫的数量,但是并没有减少其他昆虫数量(例如蚜虫和盲蝽象等)。其他研究则表明,Bt棉田里的次要害虫如盲蝽象和一些益虫的数量可能比其他普通棉田里要多一些。由于昆虫数量的动态变化而产生的问题,次要害虫所造成损失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尽管在理论上存在这种次要害虫增加的危险,但在大田生产上长期观察次要害虫农药施用量的实地研究记录(包括中国在内)几乎是空白的,因为研究者缺少在大田上长期的跟踪调查数据。有幸的是,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在中国华北棉区的多年跟踪调查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可能。CCAP的研究者从1999年开始就对华北等棉区的Bt棉生产开展了跟踪调查,同时也自2004年起,在实地调查中注意到农民防治次要害虫的农药施用量出现增加的现象,尤其是盲蝽象害虫的增加。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末和90年代,这种害虫曾出现较严重的危害农民都曾经大量施用农药防治盲蝽象平均每年施药20次甚至更多),但是农民和昆虫学者都很少提及盲蝽象。正是因为最近盲蝽象的再度出现正好与近来的Bt棉推广时期相吻合,自然而然就有假设认为二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并且提出盲蝽象的增加最终可能会完全抵消Bt棉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但是,最近在实验室和大田农学实验的研究表明,Bt棉田上盲蝽象数量的增加可能同时与Bt棉推广和棉花生长季节(6、7、8月)温度、降雨量及其跨期分布变化情况有关。然而,几乎没有研究考查大规模农民生产田上Bt抗虫棉对次要害虫的影响———尤其在较长的时间里(例如5年或者7年)。
所调查的村庄和农户都是随机选择的。在随机选取了调查村后,调查人员从当地行政村村委会提供的本村农户目录中,随机选择25~30个农户(随村庄大小变化)。每个农户由CCAP培训过的调查员采用经济学文献中的标准回忆调查技巧,与其面谈2~3个小时,按地块收集有关转基因棉花和普通棉花生产的投入产出数据。为了分析调查样本农户种植棉花农药施用在不同年份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变化的原因,我们只能基于至少调查过2轮的农户的调查。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必须去掉24个仅调查了一次的村庄(即去掉了河南的6个村、安徽的6个村、江苏的4个村和湖北的8个村)。这样,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基于至少调查过两次的来自河北、山东、河南和安徽的16个村庄,有效样本包括1044个农户的个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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