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www.daxuelw.org 发布时间：2016-12-13
一.拼命抢救于无救的绝望
《日光流年》中写到三姓村位于耙耧山脉的深处，在当地县地图与县志上都难以找到关于该村的信息，这是作者阎连科的虚构，是中国古老农村的缩影。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苦难总是伴随着农业社会的始终，抵御自然风险的脆弱性与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使农业文明在苟延残喘中得以延续。当然了，这种二重性，也将古老的农业文明推入了“抢救”与“无救”博弈的漩涡。
生存是一切生命形式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生存权利的争取是一切生命的自觉。在小说中，近百年来，三姓村的村民的寿命在不断地减损，终于到了因为“喉堵病”所有人都活不过40岁的坎儿，怎样去活过40岁便是摆在全村人面前最尖刻的事实。三姓村人从来没有木然地去服从命运的安排，而是对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小说中的第一任村长是杜桑，他凭着对《黄帝内经》的些许了解，鼓励村里人大胆地生育，不断的生育和更新换代，让村里的新生人口数量超过死亡人口数量，以保证村里人丁兴旺。
他倾尽所有也未能实现这个愿望，自己也死于“喉堵病”；第二任村长是司马蓝的父亲司马笑笑，他认为吃油菜能治好村里人的“喉堵病”，所以鼓励村里人大面积种植油菜，即使在蝗灾和饥荒肆虐的时期，他也带领村里人艰难而顽强地保护着油菜苗的成长，然而种油菜并未能使村里人活过40岁，村里人反而在饥荒中丧尽天良地抛弃幼子；第三任村长是蓝百岁，他认为村里人活不过40 岁，问题出土壤上，就带领村人没日没夜地翻土，甚至为了求公社卢主任留下外村无偿劳力为三姓村翻土，卑躬屈膝地将闺女蓝四十送给他蹂躏，结果村里因病而死的人有增无减；第四任村长司马蓝，认为只要修渠引来灵隐水，村人喝了灵隐水就能治好“喉堵病”。于是他率村里人奔波劳碌，进行了旷日持久、代价惨重的修渠大计，可通渠之日引来的不是清澈的灵隐水，而是被现代工业污染得惨不忍睹的脏水，司马蓝在劳累中死去，三姓村陷入了绝望。
三姓村人对生是有着极大的渴望的，它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司马蓝的话说：“活着该有多好呀，能吃能喝，能穿衣，能睡觉，手能摸，眼能看，耳能听，嘴能说，可是死了呢？人死了还能干啥儿，还能说话吗？还能做事吗？还能冬天到门口晒日头，夏天到梁上吹西风吗？……世上千好万好的事，还有啥儿比活着更好呢？更为实在呢？”因此，活过40 岁这一在外人看来低得不能再低的诉求，变成了村里人生命的终极目标。三姓村人对自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抢救”，依靠肉身与血汗，屡败屡战，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原力，可歌可泣。可是这种“抢救”是徒劳的，在封闭落后的三姓村，人们难以了解，也没有人要执意去了解事情的真相，有目标而无途径，因而与求生之道渐行渐远。村里的死人不减反增，这既有“喉堵病”的“自然选择”，也有“抢救”行为本身的消耗，他们找不到出路，这种“以命救命”的游戏，最终将他们逼入“无救”的深渊。余秋雨说：“拼命抢救于无救是世间最大的悲剧”。三姓村人正是在这种“抢救”于“无救”的博弈中，将生命的绝望和悲剧意味彰显得淋漓尽致。
生命存在感的获得需要外物的参照，也需要复杂活动给生命注入张力。然而不幸的是，三姓村人这二者都不具备。三姓村在古老偏僻的耙耧山脉里，村里人不知道外界是什么样的，它位于三县交界之处，没有任何确切的行政归属，像被世界遗弃了一般；村里人不知道外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对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革”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从活到七老八十的先人到活不过40岁的当下，其间发生了什么———总之，三姓村缺少外物的参照，时空概念完全模糊，生命轻盈得如同孤魂野鬼。三姓村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重复做一件事：怎样活过40岁，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疲于奔命。他们的生命是单调苍白的，没有更多复杂的生命活动，也无法完成对生命的超越，生命最终归于无意义。
二.生存至上的信条所导致的道德伦理的沦丧
生存就是生命的存在及其形式，当人类从低等生物中脱离出来，成为有意识的高等生物之后，生存便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第一要义。“处理生存问题，如何实现生存问题，人类由此创造了价值系统，用价值系统来指导生存是人类主动实现生存的独特品格”，道德伦理便是这种价值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让人类明白自身为什么存在和怎样存在。需要说明的是，提到道德伦理，我们应该摒除脑海中那种为历代统治者所操纵的、虚伪的道德伦理观念，道德伦理本身是理性思考的结晶，是生命的自觉，只是操纵道德伦理的过程中产生了虚伪。
《日光流年》里，三姓村人时刻都表现出一种病态的癫狂，为了能够活过40岁，都，狠招绝招用尽。先是村长杜桑为了保证村里人丁兴旺，鼓励大肆生育，妇女完全就沦为生育的机器。司马叶刚坐完月子就被男人绑在床上强奸了；司马笑笑的媳妇难产而死；大冷天的，孕妇们挺着肚子去河边浣洗衣服……在生存信念的倒逼下，人异化为物，变成披着文明外衣的困兽，道德伦理的丧失便是人的社会性的减退，人在退化。蓝百岁为了让卢主任留在村里，继续带领公社成员给三姓村翻地，不惜将如花似玉的女儿蓝四十送卢主任蹂躏。司马蓝也是一声不吭地任由自己的未婚妻被送进狼口，还打着要和她成婚的幌子加以变相地怂恿。更可悲的是蓝四十自己也心甘情愿前往，并且还去开导悲愤交加的母亲。这种“为公捐躯”的“伟大”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动而没有人格意识的“英雄”，和一群背弃父女伦理、夫妻伦理的低等生物，一个道德伦理淡薄的人在成全一群背弃道德伦理的人。在饥荒岁月，三姓村人更是做出了抛弃幼子的恶行，以幼子为诱饵去捕捉村人用以活命的乌鸦，用鲜活的生命来做诱饵的大胆让人不战而栗，生存让他们没有任何羞耻感和敬畏感，甚至连起码的人伦底线也不顾。我们在看到三姓村人为生存作出可歌可泣的牺牲时候，应该保持警醒，不要同情心泛滥，这种选择生存的方式并不正常，这种生存哲学太阴暗，丝毫不能让我们把他们当做高等文明生物来看待。试想，在一百多年以前，那时三姓村人大多能活到七八十岁，他们决然不会做出抛弃妻子的恶行来。
阿尔贝特·史怀哲曾说过：“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在三姓村我们看不到任何生命的神圣感，只看生命的剥夺与被剥夺，只看到生命低层次的、没有任何尊严可言的苟活。没有其他人来眷顾他们，他们自己也没有敬畏生命的意识，他们是世间最无助可怜的孤儿。
三.生存重压下的集体无意识
所谓集体无意识，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它的深层影响对一个族群生存和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它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在三姓村，这种社会结构就是传统的集权体制，它主要表现为集体对个体的剥夺和抹杀，对权力的屈服和膜拜，而贯穿其间的就是强烈的生存意志。
1.集体对个体的剥夺和抹杀
在中国传统集权体制下，一切个体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于集体的，这是因为农业社会早期个体生命力量薄弱，需要抱团取暖，获得集体的支持，才能抵抗强悍的自然界，这种集体意识慢慢渗透到早期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然而，当人类抵御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这种契约关系并没有解体，反而进一步强化，成为统治者的统治策略，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因袭。个体只有将自身投放到集体中，他的身份才能明晰，他的价值才能实现。任何脱离集体的个人都会被认为是“异端”，会遭到集体疯狂的捕杀。
在小说中，三姓村人是生活在集体之中的，每个人有自己家族姓氏归属，三个姓氏的村民又共同归属于三姓村这个大的集体。显然的，小集体的吸附力是要小于大集体的吸附力的，司马姓、蓝姓、杜姓的家族观念就没有三姓村村集体的观念强。全村人为了实现活过40岁这一终极目标，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牺牲：为了保证村里的人口数量，村里的妇女异化为生育的工具；为了使油菜存活下来，在蝗虫满天飞的灾年，全村人没日没夜地守在田边地头；为了使公社外村劳动力留在村里翻地，全村人战战兢兢地侍奉着他们；为了获得修渠所需的物力支持，村里的青壮男子去卖腿皮，妇女去卖淫…...他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所作贡献或小或大，在解释自己行为的时候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为了三姓村”。从渺小指向崇高的话语技巧，瞬间实现了个体身份的转变———即从肉体的“小我”变成精神的“大我”，“我”就代表了这个集体的利益，因而听者也瞬间肃然起敬，多少事先想好的回击的话语都烟消云散。杜桩为了娶媳妇，为了修渠，去城里卖腿皮，最后因纠纷上吊自杀了。在他尸体被运回村里的时候，他的寡妇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村里人安慰她，杜桩是为了村里人能够过去40 岁而死的，等灵隐渠修通了，村里人都能活过40岁了。他母亲顿时停住了哭声，村里人也在长寿的憧憬中忘了杜桩死去的悲痛，仿佛死掉一个“他人”，真的能让三姓村人延寿几岁。
村里人对生死的迥异态度也能说明集体对个体的抹杀。不得不承认，三姓村人对生是有着极度的渴望的，为生而生，为生而死。为了修通灵隐渠，好多青壮劳力累死在工地上，村里男子小小年纪便忍着剧痛去教火院卖腿皮，无异于饮鸩止渴。而一旦村里人死了，就草草埋掉，有副好点的棺材就心满意足，甚至不需要亲人的多少眼泪。这种生死异同的态度耐人寻味，这是因为在三姓村里，人活着的时候属于集体，死了就回归到个人。活着的时候要为集体出力，要为大众谋幸福，对于集体来说还有利用价值，还有应尽的“义务”；而人一旦死掉，对于集体也就没什么用处了，都是在为集体减轻负担，所有的“节哀顺变”背后都是无耻的窃喜，人只有死后才是自己的！
2.对权力的屈服和膜拜
权力崇拜的原型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的祖先崇拜，在早期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认识不清的情况下，经验对于人的生存至关重要，因而祖先以更多的经验受到后代的崇拜，这种经验崇拜发展到后来就成了对武力之下的权力的崇拜。在社会稳定时期，权力的获得就基于权力影响力横向和纵向的辐射以及大众对权力运行机制的接受。
在小说里，三姓村人对权力的屈服和膜拜是非常浓厚的。村长是宗法制农村的代言人，在村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第一任村长杜桑到第四任村长司马蓝，无论是性格刚硬的司马笑笑，还是生性懦弱的蓝百岁，都是村里的指挥中枢，选择怎样的方式去同40岁的瓶颈作斗争，都只在他们的一念之间，其他村民没有任何话语权，没有质疑的权利，除了服从，别无选择。司马蓝从小就立志要当村长，都源于父亲司马笑笑的言传身教，司马笑笑因为村里的事情当着全村人的面骂后来的村长蓝百岁，蓝百岁唯唯诺诺地应和着，还满脸酸楚地对司马蓝说：“叔不生气，谁叫叔不是村长呢”，这种驱使权力的快感和村人对权力的敬畏刺激了司马蓝的野心。在以后的日子里，年轻的司马蓝为村里所付出的一切（如卖腿皮，挽留卢主任）都是为自己继任村长捞资本，而当上村长后，为民修灵隐渠只是为其发泄和享受村长权力提供了崇高的借口和平台。
三 姓村人习惯并满足于“被安排”的状态，他们活不过40岁是被命运安排的，他们想努力地活过40 岁是被村长安排的，他们生命里的主动性消失殆尽，从生到死是一条僵硬的程序。这既有权利话语剥夺和压制的原因，也和我们民族拒斥科学理性，缺乏创新性有关，因而在经验里“啃老”，在先验里沉沦。三姓村人为了活过40 岁，付出了汗与血的代价，从第一任村长杜桑鼓励大肆生育到第四任村长司马蓝的修灵隐渠，每一个决定的作出都是带着一己的先验之见的，没有与村民商量，没有经过理性的论证，关乎村民生死的决定就那样仓促而偶然地定下了。村民们对这种“顶层设计”毫无质疑，懒于甄别该“设计”的合理性，一切照做，前赴后继。
不得不说，这种“顶层设计”的风险是极大的，心理动机也是自私的，司马蓝自认为灵隐渠即将修通，村民将喝上灵隐水活命的时候，村民便在渠变刻石记功，功劳全在司马蓝一人。而事实上，灵隐渠引来了城里的工业脏水，村里人陷入绝望，此时的生命风险却是由全村人来承担。集体的簇拥让村民们找到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在集体里自己不做的可以让他人来做，自己不想思考的可以转移给别人思考，人在集体里变得慵懒而没有思考的力量，这就是人为什么作为个体的时候大多是理性的，而作为集体的时候却经常迷路。三姓村人在前几任村长的努力失败后，仍然没有产生对后一任村长“英明领导”的质疑，这本身就带着集体无意识的烙印的，一代代人已经形成思维惯性，村长总能给他们带来希望，不论最后是否如愿以偿，起码怀着希望的过程是幸福的。或许在三姓村人的潜意识里，所有努力不是为了最终活过40岁，而是怎样去消解伴随终生的生命恐惧感，让所有没有方向的努力和虚幻的希望充斥着短暂的生命，让生命在所有无意义的行为里变得厚重，何其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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